读研究生以来，可能是生活过得比较顺风顺水，这个账号也许久没有更新了，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悲哀、伤感、痛苦等等负面情绪往往是创作的第一动力。然而近来的遭遇使得我不得不再打开这个账号记录一些东西，我当然希望这个账号是承载美好的回忆与希望，但无人可以倾诉的痛苦会轻松抹去这些美好事物在心头的温情，因此我也必须把这些事记录下来，让它们在我的心房里腾出地方，使我还有在云淡风轻的日子里享受美好的心境。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我一直自诩是一个做事精益求精的人。当然不是说每件经由我手的事我都会拿出我所有热情去对待，但只要我认可这件事本身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我就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哪怕它是一个没有同学会抬头听的课堂汇报，是一个根本不会影响绩点的大作业，又或者是多数人都在编造数据、套用他人作品的课程设计。到了今日，我还是会时常想起在初中时和同学合作的时政播报，在高中给同学介绍守望先锋、F1和特斯拉汽车，在大学时做的大学生版权意识调查和被老师私下夸奖的关于王尔德的介绍，现在大概已经不会还有听众还记得他们听过这么一场报告，但我依旧不会觉得我做的是无意义的事，我也从未为我当初准备这些报告付出在PPT制作和一遍遍打磨、演练的时间上而后悔。即便它们很多本是不得已而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我把它们转化为我喜欢和热爱的事物，我讲这些不光是为了，甚至可以说不是为了讲给别人听，我享受的更多只是这个讲出来的过程，我自己就是这一切内容最坚实的听众。
当然，在现在这么一个时代，这种做法是不为很多人甚至是很多“精英”所认可理解的。这个时代有一个相当鲜明的特点，我愿称其为“数字化”，当然这个数字化指的并不是基于电子信息技术的数字化，而是像很多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概念——“人被异化了”，被数字异化了。在小学、中学时代，要看考试成绩、年级排名；在大学时代，要看绩点、综测分数和专业排名；工作了，领导看你的KPI、亲戚看你工资条上的数字……很多佼佼者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把每个数字推向它们的终极方向，他们会很自然的认为一切无益于这些数字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想似乎也没有资格去批判这些人，他们在学习、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往往是绝大部分同龄人望尘莫及的存在。我这周在打印一门选修课的课程汇报，我那位典型“优绩主义”的舍友看到就直呼“这种课你们也做这么认真吗，像我就啥事都没干”，我听到后只能赔上略显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不过你完全可以说，我和这么一群人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们认同这个社会、更高层次的人给他们划好的评价标准，而我更认可的是我自己对一件事的判断和评价。我明白我这样做是不尽合理的，我对社会、人生的认知自然比不上制定规则的前辈、大牛或是为你制定规划的老师家长，有些时候是要为对一些事情的错误评价而“买单”的。我很喜欢一位虚拟主播的签名“自洽比自由更加重要”，我这般行事的自洽就在于我自己承担那些我所轻视的事带来的后果，浑浑噩噩的高三最后时光我制定了完备的志愿计划、本科因为部分课程被我放弃而导致保研一位之差的遗憾被我用拼搏一年的考研抹平、因为驾校教学方式和通勤成本被我搁置了近三年的驾考在临过期之时被我用一个半月速通。这些例子最后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般迎来了好的结果，但即便并非如此，我也不会就此否定我的处事方式。
不遗余力、认真地去做我认可的事情，已经成为很长时间来我做事的方式，但如今它却为我招来了从未设想过的祸患。
我前文所说我能接受的后果，那往往都是我选择放弃一件事时我所能设想到的，这种有预期的结果自然更容易被接受，但就算接受不了，由于本身没付出什么精力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但现在我所遭遇的情景却是因为我认真做事而引来的麻烦，其让我对我做事方式的怀疑远超一百次放弃后失败的打击。
我早有听闻，在研究生阶段你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不像中学或者本科的师生关系，他更接近于企业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说浅显一点就是他发钱、你给他干活，说的露骨一点那就是剥削与被剥削。这种关系在我们这种几乎只有横向的组里似乎更加明显，导师嘴皮一动“这个事不难”“这个事好解决”，你就得望着茫茫多的代码在他不管你工作量就限定的期限里完成任务。发自内心来说，我并不想做这些对写毕业论文完全无益也看不到任何经济报酬的事务，像我的同门舍友他就直呼“这跟我设想的工作也太不一样了，来之前还想好好干发几篇论文呢”，当然看在这些琐事可以提升我孱弱的代码能力和“我不做也没人做”想法的支撑下，我还是拿出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在对待这些事。为了跑通测试，午饭常常拖到一点多才吃；为了写测试大纲，在上午九点到晚上八点多连轴转的课程后还在工位忙到快十点；清明节当天都在忙debug的事情，师兄都问我“放假还干活吗”……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引发我的太多反感，相反我还总想起曾记录过的“Hanser的人生哲学”：“这个方法不管在哪都适用的，就你越是喊累呀，喊要罢工什么之类的，人家越是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耐草。但你越是坚持下去，越是表现出你很勤勤恳恳的一面，人家越是想放你一条生路。”，我会觉得会有人看见我的辛苦，会认可我的付出。
然而事实却是魔幻的，很像是《蜘蛛侠》中的那一句话“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随着你表现出来的比别人更强的工作能力和更积极的态度，我并没有像hanser一样被认为值得一些休息，而是顺理成章般的被分配了更多任务。我尝试着学习成功学研究中的观点——把这一切当做是对我的独特考验，积极接纳它们，把它们看作是锻炼的机会。然而现实却是，你带着积极的态度比同学更快的干完了一件事，老师要质疑你为什么后续别的同学还在忙而你没有开展工作；当你接到比别的同学更多的工作，发现自己无法用有限的精力尽善尽美完成所有工作请求宽恕一些期限来更好地完成工作时，得到的却是老师没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的质疑。
我并非原本就该做这么多工作，我是在本就不公的任务分配下，比别人表现的更积极更好，得来了更多的任务。我可以接受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赞扬或报酬，但我无法接受我因为想做好这每一件事得到了更多的指责和批评，这是对努力者最大的不公。
那现在看来，我不得不把“没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解读为我不应当尽力去干好这每一件事，师兄们可以组会前一周才找一篇文献草草拿上来讲，我也可以；师兄们可以bug没有解决就写一个测试全部通过的报告，我也可以；同门可以一个环境配一周，我一周做完的测试他做三四周，我同样可以。糊弄、偷懒，这些事只是我不想，并非是我不会。如同我在疫情期间《随笔一篇》里讲过的“我不是那种‘蛮干的’人，如过你甚至不能给我一个正面的期许，那我很难拿出干劲去干”。